44. 數位原住民，追求自我實現的公民
- 原文標題：Digital Natives as Self-Actualizing Citizens
- 作者：貝奈特（W. Lance Bennett）
- 譯者：Leonard Chien
公民模式在近年來大幅改變，相較於過往，後工業民主國家的年輕人較缺乏公民責任感，學者尤其指出，他們較無興趣加入正式團體或政黨、較少透過傳統新聞媒體搜尋資訊，也較常避免因投票等活動涉入政府，知名社會學家普南（Robert Putnam）等人認為這形同是公民精神與公民參與危機。
有些人視之為危機，我們認為是公民參與模式轉型，也是新世紀重塑公民精神的機會，不只是創造新政府結構、增加新機構、改變投票模式，我國迫切需要改善吸引年輕人參與社區與政府生活的策略，在21世紀振興民主機制。
公民精神學習並非渾然天成，也無法透過校園與青年計畫等正式管道，這些途徑通常未呼應青年數位原住民的獨特溝通及社會認同模式。學校一般強調充滿個人主義、知識及旁觀式的公民態度，但重視「自我實現」的青年公民與同儕聯繫時，多數透過網路上的鬆散社會網絡，並以生活風格議題為主。年輕人主要受到高度互動性吸引，尤其是遊戲與社會網絡網站；但他們並非只想著逸樂，無論是Taking IT Global、YouthNoise等公共議題網站，或是加入社會網絡色彩的競選網站，都頗受年輕選民青睞，關鍵在於，數位原住民涉入公民事務並非出於責任感，而是個人成就感。
公民模式轉型程度有多麼巨大，從對比舊時代「責任公民」與新時代「自我實現公民」差異即可見端倪，「責任公民」特質包括：
- 具參與以政府中心活動的責任感。
- 投票為核心民主行為，其他還包括相關知識、政府聯繫等。
- 大眾媒體新聞提供議題及政府資訊。
- 加入公民組織，或透過政黨與利益團體表達喜惡，這些單位通常以單方向溝通模式動員支持者。
「自我實現公民」的特性包括：
- 對政府責任日減，對個人目標重視日增。
- 相較於消費行為、社區志願工作、跨國運動等個人從事行為，投票意義降低。
- 負面大眾媒體環境讓人更不信任媒體與政治人物。
- 傾向鬆散的社區行為網絡，通常透過互動資訊科技，建立並維繫友誼、同儕關係及薄弱的社會關係。
既然相異甚鉅，為何公立學校教育學生時，仍將他們視為祖父母那一代，覺得他們仍是坐在搖椅上讀著晚報，期待著當晚的社區大會？部分原因在於毫無政治風險，要測驗也很容易。校園公民教育之所以一成不變，或許也只是反映出校方、課程研發者、教育研究者與資深教師等，其實都屬於「責任公民」那一代。
學校應運用各種數位媒體，幫助學生表達己見，容許學生找到參與及學習各項議題的方法，並建立同儕學習社群，雖然全國校園公民教育改革運動露出一絲曙光，學校也無法立即為「自我實現公民」建立更平衡的學習目標，理想學習環境必須揉合兩種模式，必須在相對開放的數位媒體空間裡，找到個人表達的適當方式，以及開放同儕發掘各種議題，亦提供解決公共問題的學習途徑，包括與專責政府官員及組織聯繫。
要在校園內找到更均衡的公民教育策略，實在不太容易，要結合新公民精神與既有學習環境，仍有重重阻礙，包括教師、青年工作者、學者、政策制定者等，這些成人未意識到或無法理解，很多年輕人的公民身分認同已經位移；許多政府及專家規劃網路社群時，同樣無法在相對開放且民主的背景下，充分運用社會網絡及參與式媒體的力量。學校、政府、非政府組織、社區機構等成人經營的團體建立數位媒體計畫時，常會對年輕人行為設下種種限制，失去年輕人的信任與興趣，最後以失敗收場；年輕人自行運用相關工具時，也常缺乏有效溝通、組織與落實民主的模式。
我們必須創造或承接既有的非正式學習環境，讓年輕人能從中學習公民技能與精神，並以創意方式，將這些非正式環境連結至學校、圖書館、青年團體等正式機構，藉以間接協助正式組織的公民目標。
年輕人具有創意和活力，不斷尋找創新途徑參與政治，通常也都透過網路社群，例如在公平交易及血汗工廠運動，年輕人集結消費者直接與企業溝通談判，許多網友在各種案例中，都成立伊藤瑞子（Mimi Ito）所稱的「網絡公共團體」等正式網路社群，它們或許都懷有新興但尚未開發的公民精神，厄爾與舒斯曼（J. Earl & A. Schussman）列舉年輕人自主發起民主行動範例中，便提到曾有歌迷發動連署，要求唱片公司給予喜愛歌手更多曝光機會或創作自由。
目前一切都尚在起步階段，仍有諸多挑戰在前，我們必須瞭解，何種青年受到何種網路環境吸引，亦必須更深入分析，究竟網路如何能幫助社會邊緣青年參與民主，而非鎖定早已活躍政治圈的高社經地位青年。目前縱然是最具前景的青年計畫，通常也缺乏長期經營與觸及廣大群眾的資源，然而當政府或基金會企圖建立青年參與平台，儘管立意良善，卻大都由觀念傳統的人士主持，導致錯失關鍵。
學者及實務界人士若能與贊助者合作，建立以研究為導向的模式，讓數位環境更符合新興公民模式，在公共溝通、組織與推廣技能方面，這些環境應投注豐富資源與同儕訓練機制，幫助年輕人形塑更多聲音及行動；而成人應退後一步，從中汲取經驗，畢竟面對青年公民精神變遷，多數學校、政府與公共利益機構仍懷有傳統公民參與概念，唯有在雙方之間尋求妥協點，才能維繫民主制度的活力。
關於作者
貝奈特（W. Lance Bennett）為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，亦為「通訊與公民參與中心」（engagedcitizen.org）及「公民網路學習計畫」（engagedyouth.org）負責人。
